俄国防部：20日没有亚速钢铁厂内部人员利用人道主义走廊撤离

②关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对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可参见乔清举：《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4、17、18页。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既要吸收优秀外来文化，也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根在哪里，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和而不同。从气论出发，张载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他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范畴，较好地处理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辩

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用汉字形而上学去翻译metaphysics[3]，而得到广泛认可，这意味着汉语形而上学与西语metaphysics之间确实存在着对应关系，尽管两者并不完全等同。[28] 到了宋明理学，众所周知，其主要话题就是本体与工夫的关系问题，而分别为本体论与工夫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58]。而另一方面，今天的即某种新型的形而上学曙光初露，尽管有人还在酣梦之中，而未见其喷薄欲出的光芒。四、形而上学为何不可逃逸 以上讨论已从一个侧面表明：形而上学乃是不可逃逸的。

其相通之处是双方都在追寻形而上者。总之，就是由一个绝对的形而上者来给出众多相对的形而下者，从而建构一个意义世界，进而改造现实世界。佛家的理想是万法无滞, 于一切境上心不染, 虽然常人须修行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但此境界实是人心本然之体, 禅宗把理想境界内化为心体的方法显然影响了王阳明对良知本体的认识。

[8]在他对格物致知的新解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倾向。王阳明以内在性的良知作为他理论体系的基石。王阳明自己曾说:吾良知二字, 自龙场以后, 便已不出此意, 只是点此二字不出, 与学者言, 费却多少辞说, 今幸见出此意, 一语之下, 洞见全体, 真是痛快![1]根据这一说法, 致良知一说的基本立场在龙场悟道后就已基本确立, 龙场之后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立诚、格其心非都是想要表述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至善根于本心, 个体内在心性是道德法则的内在根据和最高本体。在传统儒学以及王阳明早期思想中, 良知本体应是至善无恶的道德主体, 至四句教中始明确提出良知除了具有能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一面之外, 更是一无善无恶的超道德本体, 并对后者更为强调。

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致良知之学, 就在于这一提法将本体功夫并为一体, 整合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王阳明较为圆满地融汇佛儒的思想体系完成于四句教。

致良知学说是王阳明思想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 而他晚年提出的四句教则被认为更多地融合了禅宗的思想。不仅如此, 致良知一说的具体内容, 诸如对良知本体, 为学功夫的论说也都是建立在援佛入儒基础之上的。因此, 上根人以顿悟为功夫, 下根人则是渐修的方法。王阳明认为, 天理都只在此心, 心即理也, 此心无私欲之蔽, 即是天理, 不须外面添一分。

王阳明认为这两种说法一种强调本体, 从本源上悟入, 本体功夫, 一悟尽透。这一思想明显不同于以往儒学的心性论传统, 即将心性作为分别善恶的道德主体, 而更倾向于禅宗的思想。王阳明同时强调, 即使顿悟, 也仍需渐修之法, 渐修之后, 也须顿悟才得复归本体, 因此, 无论上根人还是下根人, 都需本体功夫打并为一, 不可各执一边。[11]良知不由见闻而有, 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

[20]由此可以看出, 在本体问题上, 王阳明赞同佛家无善无恶, 本来清净的旨趣, 认为在这一点上, 儒释是相通的, 但落实到社会人伦层面, 佛教与儒家则有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禅宗把禅视为佛意, 经视为佛语。

但心外无理论及心体, 未谈功夫, 知行合一言及功夫, 欠缺本体一节, 王阳明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表述形式来将本体与功夫融为一体。王阳明还借用了禅宗的思想将为学之人分为上根之人与中根以下, 认为上根之人透悟心之本体无善无恶, 一了百当。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阳明全书 (卷一) [M].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639;47. [2] [5][7][13]王阳明.传习录[M].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8;160;5;322. [4] 王阳明.阳明全书 (卷八) [M].四部备要本, 中华书局:141. [6] [12][14][15][19]王阳明.阳明全书 (卷三) [M].四部备要本, 中华书局:74;82;79;80;82. [8] 阳明全书 (卷三十二) [M].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446 [9]赖永海.中国佛性论[M].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198. [10]陈来.有无之境[M].人民出版社, 1991:197. [11] [16][17]阳明全书 (卷二) [M].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466. [18] 陈来.有无之境[M].人民出版社, 1991:197. 进入专题： 王阳明 。本体, 即心之本体, 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功夫也就是致良知的功夫, 对王阳明来说, 本体与功夫是彻上彻下, 打并为一的, 这正是他心学理论的特色所在, 这一特色在致良知之说与四句教中是贯彻一致的, 也是王阳明融汇佛儒的最主要的体现。[3]这与禅宗强调一心而万法皆备, 万法尽通, 自性是佛, 不假外求的思想是一致的。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弟,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王阳明立足于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立场, 认为佛教不说亲民, 外弃人伦, 不可以治天下, 禅宗只追求个人见性成佛, 只成就他一个人的私心。王阳明以此超越于善恶伦理之上的良知作为儒家形下各种道德准则、修养方法的本体归依, 不仅为儒家学说注入了禅宗无滞无碍, 洒落自得的精神境界, 而且这样一种物来顺应, 却过而不留, 具有无滞性的良知本体在理论上更有利于将本体功夫融摄为一体。

[2]人胸中都有个圣人, 只自信不及, 都自埋倒了。王阳明不满于程朱理学将本体功夫割为两节从而导致的种种弊端, 提出要反本求源, 复萌儒学之本。

他将格物致知纳入致良知的体系中给予新解, 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 格物不应向外求理, 心即是理, 于是格物变成格心, 去其心之不正, 而致知成为致吾心之良知, 由此将格物穷理由外在事物引向主体自身的良知本体。他虽然欣赏禅宗的生命智慧与无滞无碍的精神境界, 但一旦落实到现实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层面, 他非常自觉地划清与佛教的界线, 坚持用儒家伦理立场来批判佛教。

相对于致良知之说, 王阳明在四句教中关于本体功夫的论说显得更为圆融, 他比较完满地解决了。在王阳明看来, 良知还具有普遍性, 是圣人与愚夫愚妇每个人都同样先天固有的。

[10]与禅宗思想一样, 王阳明强调自己的良知是最高的本体, 语言不过是蹄、筌等达到本体的工具, 因而不应执著于言语, 而应树立自己的良知为天下之大本, 对待六经王阳明亦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 认为六经是吾心之记载, 用己之良知来衡量六经之是非, 合得便是, 合不得便非。致良知一说是王阳明本体功夫论思想的系统化, 而四句教则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进一步地补充完善。直至致良知一说, 才将本体功夫一齐收摄, 就本体而言, 良知即是自家的是非准则, 是道德行为的根据, 是为学功夫所要复及的本体;就功夫而言, 为学功夫亦只是致吾心之良知, 所谓圣人教人知行, 只是复那本体。禅宗主张离诸文字, 向心而悟, 得鱼忘筌, 会意忘言。

[2]良知之虚, 便是天之太虚, 良知之无, 便是太虚之无形。而佛意贵在意会, 因而不可执著于笔述言宣。

(二) 四句教中的本体功夫论。例如, 他反对朱熹向外求理, 主张发明本心的简易功夫;对格物致知作出正其心、致吾心之良知的新解;主张为学贵在悟其本心自明自觉, 而不应执著拘泥于文字言语等等, 这些形下的修养功夫与其强调良知本体的内在性与普遍性的特征是相一致的。

只要明心反本, 即可成圣成佛。因而从良知本体来说, 每个人都原是圣人, 这一思想为王门后学发展为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晚年论学的宗旨即致良知, 嘉靖改元后, 更专主以致良知之学教人。日月风雷山川民物, 凡有貌像形色, 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 未尝做得天的障碍。受此影响, 王阳明也主张良知是超越于言语而存在的, 良知以及对良知本体的体验是无法完全用语言阐明的, 在一定程度上, 对语言的执著甚至会成为向自我回归的障碍。[4]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 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 既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嘉靖六年 (1528) 9月8日, 王阳明被任命赴广西平定暴乱。这与禅宗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

[6]王阳明认为, 良知是圣人与凡人所共同的, 只不过圣人体认得良知明白, 而凡人的良知本体被私欲所蒙蔽, 本然之明不能全体呈现。从王阳明心学与佛学的终极目标来看, 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一个追求成圣, 一个企及成佛涅槃, 其成圣成佛的落脚点一个是良知, 一个是佛性, 但如果剥去良知、佛性等名相概念, 便会发现二者都是将对形上的追求落实到人的心性之中, 强调本体的内在性, 其实质内容内在是相通的。

《坛经》中亦有知本性, 自在般若之智, 不假文字的思想。从心性本体来说, 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潜在的圣人或佛。